北汽拟建电芯制造工厂 宁德时代小米汽车等出资
中国虽然缺乏普通法国家那种靠先验性、终极性价值去指引立法的传统，但是，在改革时期，我们完全有条件探索、总结符合改革特点的法的价值，总结改革时期立法自身的规律，使得立法既是改革的工具，又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规律，既服从服务于改革，又能反作用于改革或者引领改革。
[26]谢觉哉: 《在司法训练班的讲话》( 1949 年) ，《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 年版，第156 － 159 页。交流如果不能传达到那些不接受或没有预设某些权威的人那里，就完全不能算是理性的充分运用。
[25]汪世荣等: 《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商务印书馆2011 年版，第2 页。第三，要求司法主动服务于政治需求，将司法内涵向社会管理延伸。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 个分区，20 余县，面积近13 万平方公里; 截止到1944 年，人口约142. 5 万人( 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6500 万)。3. 司法克制是司法公共理性的题中之义。[35] 能动司法则更直白地要求法官成为政治家，积极运用政策考量审理涉及经济发展的民事案件，即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根据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条件，注重考虑政策取向，兼顾民间情理要求，以纠纷的彻底解决为目标，鼓励法官创造性地解释法律和运用法律程序。
作为公民，法官首先要培养自己的公民意识与公共精神，将之融入日常司法行动中。在民主社会中，法律的价值取向是社会正义，法律应当是社会关于权利、义务等基本问题的重叠共识。立法适应和服从改革需要策略的运用，积累、形成了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的立法思想。
[50]但总体看来，在乔石担任委员长的八届全国人大期间，立法对改革的推动，主要还是限于经济体制领域，除了1994年的国家赔偿法和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政治体制中的行政体制改革外，其他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立法并不多见。 二、用立法推动改革前进 用立法推动改革的前进，是当代中国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一项重要策略，但我们对这一策略的认识和运用，经过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曲折历程。不只是在上述谈话中，在此前此后的多次讲话中，彭真都对为什么改革时期的立法必须以经验为基础作了阐述： 第一，以经验为基础立法，是唯物论的要求。[99]同前注[26]，《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07页。
立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策略，经过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立法中的利益关系，既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也表现为不同阶段的利益冲突，能否处理好这些冲突，直接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将法律视为改革的手段甚至是第一位的手段，必然有一个前提，即立法也是改革的手段（在一些媒体报道和地方立法文件中，还经常出现立法为某项改革保驾护航的表述），法为改革而立。十届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有效形式，正确处理立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14]按照彭真所提的这两条原则，要保持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平衡，就要在遵守宪法和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下，以民主的方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没有改革，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关系就失去了立法的必要性和进步意义，立法也会缺乏所必须的经验、基础以及可以预见的方向。
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还将处于改革时期，在不同的改革时期，针对不同的改革事项，采取科学的有针对性的立法策略，是十分不易的。[66]民法不是短期间可以制定的。这相对前述七五计划时期将法律手段置于经济手段之后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又前进了一大步。二是要警惕和避免立法背离广大人民利益的倾向。
来源：《法学》2014年第1期。[115]第二，立法以主动、进击的姿态结合改革、发展的需要。
立法机关认为，不改革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制度，就不能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但在建立劳动合同制度的同时，又要考虑各地的不同情况，对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允许有步骤地实行，以避免一刀切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提出，要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下了这样的决心：要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但是，对于制定这部法律的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各方面都存在激烈争论。[29]就笔者所见，这是权威部门从经济体制的角度，首次直接、明确和正面地提出用立法推动改革这一策略的。[41]这个说明的实际含义是，经济体制改革还在进行中，今后还要全面深入地推进，宪法一时难以对改革的方向、目标和措施做出具体的规定，只能为改革先确立原则和方针性的东西。有学者就辛辣地说：破产法自制定后本身就陷于破产状态。如何把握改革所引起的社会稳定性和可控性的限度呢？1983年6月，国务院负责人在向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纠正的，但是，必须保证不出大的问题。
[131] 第六，根据改革、发展、稳定的急需开展立法。首先，立法与改革天然具有内在的冲突。
[88]参见焦海博、范进学：《美国法律的工具主义改革及其启示》，《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2期。这个问题本文将在第四部分继续述及。
民法典的基本精神是要解决市场经济下平等民事主体的法律关系，但在经济体制还有严重计划色彩的前提下，立法就遇到了困难。三是，既要加快立法步伐，又要选择好法律出台的时机。
[83]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第四，以经验为基础可以保证改革时期的立法符合实际，并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立法适应和服从改革的需要，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立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改革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改革、发展、稳定是中国社会前进的主题词。
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三是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成套设备。
比如，从已经公开的资料看，李鹏在担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只在1999年11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的立法工作会议上说过，要发挥法律对改革实践的引导和规范作用。[36]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
如果立法真正反映了一定阶段、一定背景下最多数人民的利益，这种工具主义的立法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立法为少数人的不正当利益左右，甚至成为服从和服务于少数人不正当利益的工具，那么，这种立法就背离了工具主义的初衷。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是，要进一步健全完善这个法律体系，依然任重道远。
所以，仅就稳定而言，在具体的立法中就是不易把握的。对于一些应兴革的事情，应当积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作法，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可能作出规范，而且规范要尽可能具体明确，便于操作，从而更好地用法律引导和推动改革与发展。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的10多年间，稳定一直是困扰着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在这一背景下，立法的重心也相应地由改革逐步转向对社会稳定的维护。没有立法，改革就可能缺乏制度保障和应有的动力，改革的经验、成果就难以得到巩固和确认，改革的实践就可能陷于无所适从甚至胡作非为的境地，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十三大报告才提出，要一手抓改革，一手抓法制，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用法律或者制度的形式加以明确，立法必须保障建设和改革的秩序，使改革的成果得以巩固。
为什么上面那些重要的法律，包括邓小平明确要求制定的法律都没有在短时间内顺利出台，即使出台了也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为什么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事项没有像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事项那样，做出超前的、改革性的规定呢？ 笔者认为根本性的原因是：从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中国还处在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艰难转变的阶段，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范围和具体的措施等，在认识上还处于起步阶段，不少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尖锐的分歧。30多年来，为妥善处理这一关系，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当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谈话的内容被加上立法要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这一标题（收入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一书）。
实际上，政府在立法中所以处于优势地位，是因为其占有立法提案的主导权，立法起草环节的主导权，以及审议过程中的话语主导权，但这些问题与经验立法的指导思想并无太大关系。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对各种改革的手段进行比较和选择后，将法律确立为根本性手段，这标志着在认识上实现了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